以土铸鼎的沉沦与挣扎——豫东历史文化点线面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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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78年，秦国遣名将白起率军大举攻伐楚国，兵锋所指，势不可挡。楚国都城纪郢在未能组织起像样抵抗的情况下就被攻破，楚王陵被大火焚毁，楚顷襄王被裹挟在溃不成军的王公大臣和士卒队伍中仓皇出逃。

　　此时，距楚庄王豪气干云地问鼎中原已过去378年，距楚惠王颐指气使地灭陈国置陈县已过去200年。

　　此时，变法图强的吴起早已死于楚国贵族的乱箭之下，报国无门的屈原已携满腹的忧思壮志沉于汨罗。

　　强秦虎视，家国沦落。曾拥有辽阔疆域丰富资源强大国力和一统天下梦想的楚王朝，在经历了这番毁灭性打击之下，是在舔伤呻吟中僵去，还是揩净血迹、捡起长戈，以图东山再起？在位20年昏庸20年的楚顷襄王，毕竟身体里流淌着楚人尚勇不屈的血液。痛定思痛，就在惶惶不安的东逃途中，他接受老臣庄辛的劝谏：“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罢游猎、废钟鼓、疏小人、重贤臣，重振旗鼓，继亡图存。

　　楚顷襄王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选定陈县（今河南淮阳）为新的楚国都城，迁都陈郢。

　　楚之都陈，首先就表现出了积极进取的斗志和姿态。

　　陈县地处中原，与魏韩鲁等国接壤，是秦王扫六合的必争之地。都陈，就意味着置身于风浪中心，回避不开左右的担当，摆脱不了纵横的干戈，与迁都于江南偏安一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心理两般面目。显然，一个要惹事儿的主儿，选定了一个能惹事儿的地方，摆出了一副将惹事儿的架势。

　　楚之都陈，还有着充分的战略考虑和利益权衡。

　　一是地理位置优。陈位于韩魏以东，秦国攻袭陈郢，若走近路，必须借道韩魏这两个世仇，而秦与六国之间征战百年，远交近攻也罢，合纵连横也罢，反正谁也不相信谁了，若借道攻陈，韩魏怕的是假途灭虢，秦国怕的是被抄了后路，“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而如果绕行南线，均为楚国故地，易遇抵抗，且山川密布，道路难觅。二是统治基础好。陈国自春秋时即为楚之附属，被灭而置陈县后，就一直是楚国北方的政治军事重镇，军队和百姓与楚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天然的感情，而且陈县作为一个曾经的公侯级封国国都，城市规模和城防设施也是其他一般城池不可比的。三是经济实力强。陈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物产丰富，粮草充足，交通便利，“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选定这里作为都城，有利于王朝在较短时间里恢复元气。

　　于是，楚王朝在38年间，以陈郢为舞台，衬以中原大地为背景，上演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生动剧目。

　　公元前276年，顷襄王征调淮水、汝水一带的军队10余万人，向西收复秦军攻占的江汉之间部分土地和黔中郡15座城邑，建立为郡，抗拒秦军。

　　公元前257年，考烈王经赵平原君和毛遂劝说，决定抗秦救赵，遣楚春申君引兵北上，与魏信陵君联手大破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公元前255年，楚国北伐并灭掉鲁国。

　　公元前241年，韩、赵、魏、燕四国公推考烈王为纵约长，楚相春申君黄歇主其事，组成合纵阵线联军，西攻秦国。一时几转天下之势。

　　春申君黄歇在陈郢任楚相期间，门客三千，才备九流。儒学大师荀子来到陈郢，被封为兰陵令，为官之余，讲学著书不辍。赵国老将廉颇投奔来楚，被拜为大将，楚军军心大振。

　　如此一一列来，背井离乡的楚王朝又像是走到了舞台的聚光灯下，似乎要成为主宰历史命运的角色。但历史却没有给它安排更多的剧情和台词。

　　此时的天下之势已无可逆转。秦国历经几代强势国君的矢志努力，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领域求新求实求强，显示出了君临天下的气势和扫平六国的实力。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的规律也呈现着无可撼动的力量。

　　合纵攻秦的五国在来势汹汹之后，遭遇的是尸横遍野的溃败。楚王朝自此肝胆俱碎，空有楚人血性，已无支撑的筋骨。

　　历史注定的沉沦，可容你挣扎于一时，即便辉煌，也不过是展示残酷的手法。而如果没有了这些挣扎，那一个个的沉沦就显得过于单薄，无法饱满地上演历史。

　　楚顷襄王死后葬在陈郢，即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城东南5公里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现并发掘顷襄王墓，出土有一件陶质大鼎，虽器型硕大，但工艺粗糙，高温后的泥土依然放射不出金属的光泽，与楚国强盛时期青铜器的精美有着天壤之别。王朝迟暮，空有铸鼎的情怀，只是这情怀已由金属的坚硬变成了泥土的松脆。青铜不再，磨砖作镜终归是无望的追求。

　　可叹庄王问鼎之志，终没有为其子孙所继承；可怜顷襄王以土铸鼎的无奈，给楚王朝沉沦中的挣扎又添了一分悲凉。(王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