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门之下的诗意栖息——豫东历史文化点线面之十五

    《诗经·陈风》中有《衡门》篇，文字和情绪都很通达：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

　　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

　　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读过之后，让人明显感受到，这是一首道家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的隐者的长歌。《衡门》使我们透过当世耽于名利、追求奢华的社会风气，看到了另一类人物少私寡欲、安贫乐道、随缘清逸的精神气度。

　　就是这么主题鲜明的一首诗，历代解诗家却是多有分歧。《毛序》说：“诱僖公也。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诗以诱掖其君也。”立论虽早，但因为过于牵强，未能为后世论《诗》者立标定向。汉以后，又多有学者称这首诗是一个没落贵族沦于贫贱、愤懑不平的无奈的叹息。郭沫若即沿袭此说，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这首诗也是一位饿饭破落贵族作的，他食鱼本来有吃河鲂河鲤的资格，但是贫穷了，吃不起了，娶妻本来有娶齐姜宋子的条件，但是贫穷了，娶不起了。娶不起，吃不起，偏偏要说几句漂亮话，这正是破落贵族的根性。”这两种观点在历史上都曾有一定影响，但细细琢磨一下，都是从某种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理解这首诗，或者是从《雅》、《颂》的主旨取向来理解《风》，背离了诗的本意，变积极的为消极的，变精神追求的为物质沦落的，显然有失偏颇。

　　《韩诗外传》记载有孔子晚年与他的得意弟子子夏一段有趣的对话：“夫子问曰：‘尔亦可言于《书》矣？’子夏对曰：‘《书》之于事，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夜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三王之义。弟子所受于大夫者，志之于心不敢忘，虽居蓬户之中，弹琴以咏先生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亦可发愤忘食矣。《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夫子造然变容曰：‘吾子可以言《诗》已矣。’”

　　可见同为汉代传授《诗经》的学者，韩婴对这首诗的理解不同于毛公，他借孔子与子夏之口，道出了《衡门》之意在于安贫乐道。汉末蔡邕《述行赋》中有：“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以思归。”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宋人朱熹在《诗集传》中更是明确指出这首诗为“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应是更为接近诗作者的原意。清人崔述在《读风偶识》中写道：“‘衡门’，贫士之居。‘乐饥’，贫士之事。食鱼、娶妻，亦与人君毫不相涉，朱子之说是也。细玩其词，似此人亦非无心仕进者。但陈之士大夫以逢迎侈泰相尚，不以国事民艰为意。自度不能随时俯仰，以故幡然改图，甘于岑寂。谓廊庙可居，固也，即衡门亦未尝不可居；鲂鲤可食，固也，即蔬菜亦未尝不可食；子姜可取，固也，即荆布亦未尝不可取。语虽浅近，味实深长，意在言表，最耐人思……恬吟密咏，可以息躁宁神。”这番话对于世风人心深加剖析，品味会意，将弦内、弦外之音有机调和，确是切中了《衡门》脉象。

　　在《诗经》形成的那个年代，出现了一位东方文化的巨子，也是道家思想的创始者老子，他在其著作《道德经》中多处阐释了少私寡欲、顺其自然的道家人生观，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等等。这些话完全可以与《衡门》互为诠释。而老子为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人，距陈国都城不足七十公里，周朝时多属陈地。可以想象陈国自周天子分封以来，历十数国君，地处中原，少经战乱，经济文化较为发达。而至春秋后，礼崩乐坏，纲纪废弛，强邻虎伺，干戈不息，加之治政者昏庸无道，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许多节操高洁之士，在人格修养上追求见素抱朴、知足守中，在行为方式上远离奢华、寻求隐逸，形成一时之风。孔子周游列国，由鲁、卫南行，在陈国及陈国周边地域，相继遇到了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有着鲜明出世思想的人物。如此看来，在陈的土地上，诞生了《衡门》、诞生了道家的思想，也就是春至草生般自然的事了。

　　大象无形，大义微言。开启道家思想诗作先河的《衡门》，不过寥寥三章数言。

　　首章“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描写了诗人居住的环境和在这种环境下的心境。他的住所十分简陋，颇有点玩现代艺术的味道。架起横木，为疏落的茅舍迎来原野的风，想必是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没有高堂深宅，没有雕梁画栋。然而这并没有使他觉得窘迫苦恼，相反，诗人却安然处之，并兴致盎然地在此游玩栖息。门外清澈的河水静静流过，既可以充饥饱肚，又能够游戏赏玩，乐而忘忧。好一个无视功名、超然物外、持守自己精神世界的隐士。二、三两章以叠章咏叹之法，反复阐释了诗人的观点。“岂其食鱼，必河之鲂（鲤）？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宋之子）？”它以反问句式，表明了自己不容置疑的人生态度，以生活中食鱼、娶妻两件事，印证自己在第一章中表露出来的价值取舍，坦然于平凡居下，坦然于朴实无华，以精神的自足凌驾于物欲的诱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当世奢侈浮华的风气之下，苏世独立，横而不移，保持了纯真质朴的本色，并透越千年，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人格遗产。

　　衡门之下的栖息，因了诗歌的形式，因了《诗经》的载体，因了诗意的渲染，而变得风华无限。（王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