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缪斯女神重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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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学诗，无以言”。对于一个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的国度来说，诗歌曾经是日常的事，和大众生活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甚至发起过全民写诗、赛诗的文化运动，国内涌现了一大批农民诗人和工人诗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十年，仿佛大家见面不谈诗，是难以理解的行为。然而，上世纪90年代起，人们纷纷封笔，直奔商海搏击。新诗写作更是陷入了一个日益个人化的怪圈。诗人闭门造车，孤芳自赏。诗歌变成了小圈子内的事，越来越远离大众生活。诗人成了彻头彻尾的“个体户”：写作单干，办民刊，自费出诗集，倡导“诗人评论”，诗歌传播的各个环节都是自我封闭的，诗人创作和人民大众脱节，远离时代主题。这就导致了诗歌写作生态的恶化：读者越来越少，诗歌几乎从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上销声匿迹，诗歌评论、研究滞后，丑化诗歌、诗人的事件频发……

    对于这种局面的出现，也有为诗人辩解的，有观点认为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并不一定和社会的发展同步，在特定时期，物质繁荣和道德进步甚至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背离。诗人面对日益娱乐化的大众文化，采取主动性的退缩，也是对于高雅的艺术精神的固守。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在中国存在，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每当社会大发展、大转型之际，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围绕着通俗与高雅、大众与精英、娱乐化与精神化之间出现的争论，形形色色，永无休止。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德国，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席勒和歌德均对此进行了解读。歌德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只有在倒退衰亡的时代里，艺术家和诗人才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而在前进上升的时代里，有创造力的心灵总是会关注外在世界的；当然，这些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艺术家不应向公众弯腰；只有保留全部的自由，听从自己内在的声音，才能创作出最好的作品。歌德强调了开放性的艺术家和时代进步的关系，这在今天看起来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席勒看来，只是满足读者休闲需求的文学不能被称之为艺术。他提出了商品化艺术概念，指出要高度警惕低劣艺术产品的负面作用，它们会麻痹大众，使其进入消极状态；审美享乐主义倡导的个人趣味，会让人们只沉溺于娱乐的游戏，变得对现实漠不关心，仅限于对形式和现象赋予价值；在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下，赶走有创造性和道德性的思想；不断增加的新的欲求，会让肉体的束缚更为吃紧，对损失的担心甚至会遏制改善的强烈冲动。席勒的担心，在我们面前成了现实，以今天最为流行的网络文学为例，大众化和娱乐化相伴而生，网络写作的商业化进一步加剧了低俗、媚俗的趋同倾向，作品千篇一律，缺乏现实经验，宣扬暴力色情，民族虚无和价值虚无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严肃文学的阵地日益萎缩，作家越来越缺乏自信心。

    对于艺术家与大众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给出了全面、精辟的解读。他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焕发艺术生命力的前进方向。的确，文艺工作者只有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才能创造出富于时代精神，具有中国气派的传世之作。

    让缪斯女神重回人间，让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张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