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事发生在初三的下半年。
我和付宝华决定与汪正义开个玩笑,把他的“诺基亚”藏起来。这小子太猖狂了,拿个手机四处炫耀,一下课,就用手机放音乐,好多女生围在他身边。我俩就是看不惯他那副趾高气扬、得意洋洋的模样。
没办法,他爹是大队支书,家里条件好。在当时,手机可是个稀罕玩意。全校就两部,他一部,校长一部。
汪正义性格大大咧咧的,手机很随便地放在书桌内,谁都可以玩。
一天上早操前,我和付宝华偷偷地把汪正义的手机给拿了过来,用纸包好,藏在门后的垃圾筐内,等着看他着急的样子。
上完早操,汪正义一点也没有着急,径直过来朝我们要手机。他说我俩作案的过程有人看到,就是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了。
到了这个地步,玩笑也没有必要开下去了,我和付宝华就去门后的筐内找手机,筐内竟然没有手机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藏好手机后,有人偷偷把手机给拿走了。
问题是,我和付宝华是在跟汪正义开玩笑,而拿走手机的那人却不是跟我们开玩笑。我们马上把情况向老师汇报了,学校调查了两天,也没有调查出个结果。
汪正义倒也没有让我们赔手机。可手机确确实实是我俩给弄丢的,不赔他手机别人就有可能认为是我俩偷的,我俩也无法面对汪正义。我俩去手机店打听了那款手机的价格,600块。我和付宝华商定好,一人300,买个手机还给他。
300块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不是小数字。怎样才能挣到300块呢?向家里要?绝对不行,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就瞒着家里人去县城打工,给人家发传单,一上午5块钱。在发传单的过程中,我发现传单上有许多错别字,句子也不通顺。我把传单上的错误给更正过来,又添上几句自己的话,拿给老板看。老板看后很满意,一下子给了我30元钱。
我又发现许多商家的宣传单都大同小异,除了商品名称、价格不同外,其他的都差不多,因为他们的宣传语都是让打印社写的,打印社为了省事,用的都是一个模板,没有新意。
于是,我挑选几家大的饭店、影楼、服装专卖店,结合它们的特点,发挥我在作文上的优势,写了许多有创意的广告语,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白纸上,以每份25元的价格卖给他们。有几家用了我的广告语,生意确实比以前有了好转。我的广告语生意也慢慢好起来。
后来我又跟几家复印社联系好,让他们给我拉生意,每单给他们提成5块钱。
我一般是早上去复印社拿单,上午去商家参观,下午写稿。不到一个月,我挣了1000多块钱。
付宝华不知用了什么办法也挣了300块。我俩把那款手机买了下来,给汪正义送去。
汪正义没在家,去了新疆,听说不回来了,准备在那儿上学。我们把手机给了汪正义的父亲。还了手机,我俩心里轻松了很多。
10年后,我成了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业余写点文章,还出过两本畅销书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已是副处级干部的汪正义,向他提起这件事。他惊讶地说,你们真的赔我手机了?你不知道,手机就是我拿走的,当时,我也想跟你们开个玩笑。
哦,我的天,这个玩笑开大了,付宝华为了凑齐赔手机的300块钱,偷了村里的羊去卖,现在他是一个惯偷。
说完,我们都沉默了。(葛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