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有一次我要与妻子从郑州飞往成都。飞机是下午一点的,从沈丘至新郑机场是三个小时的车程。前一天,妻子问:“我们什么时候往郑州机场赶啊?”“六点。”妻子听了我的话,很是惊讶,“这未免太早了吧?”“还是早一点好,别像去年。”听我这一句,妻子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是前年,也是六月底,我们要乘火车去深圳。票是预订好的,我们驾车去郑州,准备把车交给一个朋友,由他负责存好。一切计划得天衣无缝。
十一点半,我们和几位朋友在省体育馆附近的一家餐馆用餐,其乐融融,自不必说。车是下午三点一刻的,无论如何都误不了。不到一点,我们已经起席。我去吧台付了帐,一边把零钱往钱夹里塞,一边回走。但那里,除了正在拾掇餐桌的服务员外,只余妻一个人了。“他们临时有急事走了。”看我疑惑,妻子说。
不需多想,自己给车找个地方吧。还有两个小时呢,来得及。我一边调车,一边安慰妻子。约十余分钟,我把车子就停在了弟弟单位的家属院里。我和妻子提了旅行箱就跑着到了农业路与信息路的交叉口——那儿车水马龙,打的应该不成问题。
我们站在路边,向过往的的哥的姐们招手,但我们失望了,似乎所有过往的的士都载了要去赶车的人。
我和妻子都着急了。我们试着分开拦车,她在路南,我在路北,可是,仍没有车肯为我们停留。的士,巴士,以及其他的各色车辆,就像在激流中飞驰的客船,我们则如被遗忘在岸上的旅客,徒唤奈何!设想中的捷径竟然 是“此路不通”。
看见路边停有一辆私家车,我跑过去,伏在窗口,喘着气央求:“师傅,我出一百元,不,二百——”但对方轻轻地并且微笑着的一摇头,粉碎了我本就离谱的尝试。有人急中生智,我是见稻草就想捞了。
坐公交车,我重新做了选择。什么时候到,由它吧!我清楚,从农业路经南阳路去火车站,车辆多得如蚂蚁行雨,挪动得比蜗牛快不了多少。
一辆公交车过来了,不待它停稳,我和妻子就往上挤——毫无绅士与淑女的风度了。司机似乎看透了我们着急的内心,只一秒的停留,车子就向前驶去——盛夏的酷热似 乎也将它的能量也传到了人们的身上,急躁,却很高效。
啊,不对!正在我刚有一点小庆幸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车子折向了丰庆路——西北方向去了。“车是从火车站出来的,下行。”身旁的一老者向我轻语。
天啊,难道为了弥补一个错误,却要人再犯另一个错误码?你想象不到,车子在到达下一个站牌的这几分钟里,我们是何等沮丧。
车一停,我马上招呼妻子下。妻子两手拉住小旅行箱,慢蹭蹭的,一脸的疲惫——她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幸好,有一辆车从对面过来了。妻子看我不愿放弃,只好又随着上了车。“师傅,是去火车站吧?”我忍不住又问了一下司机。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们朝车子中间挤去。
我与妻子抓住车把手,拎着旅行箱,相视无语。希望还有,但却是听天由命了。
南阳路上,车流滚滚。看着窗外,我意识到自己也只是沧海一粟。一件于己再重要的事情,于他人或许毫无意义。悟到这一点,我反而淡定了。妻子说:“我们下车吧,去车站,也无意义了。”但我说“即使晚点,也要去,下车又去做什么呢。”
红灯,又是红灯;堵车,仍是堵车。可我心里说,哪怕车子陷到天荒地老,也由它了!
公交车过了大石桥,还有十五分钟,上了铭功路,还有九分钟。快啊,再快点,还有可能!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车终于到了,车门开了!我喊了妻子,提了较大的一只旅行箱冲出车门,向检票口跑去。旅行箱很重,偏它的轮距太小,在我奔跑中的拉动中,它一会儿左翻,一会儿右倾。无奈,我只好把它抱了起来。陡然增加的负荷明显地降低了我冲刺的速度。雪上加霜的是,平时穿着正合身的裤子,坠在胯上,长出一截的裤脚,几次都欲成为摧毁主人最后一点努力的绊子。
检票口,顾不得谦让了;安检,还得耐点性子。回头看妻子,竟然跟上来了。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个穿着高跟鞋、手拉了一只旅行包的小女子,在人群中疯狂似的奔跑,该是怎么的一幅狼狈样。
不能停留,我拽了刚出安检机口的旅行包,向二楼的候车大厅跑去。大厅里,去深圳方向的候车处已空无一人。
继续向前,大脑容不得半秒的思考。
跑过通道,跑向站台。天呐,车还在!尽管它前面除了列车员,已无任何乘客了,但它真的还在!我们从就近的一个车门跳上了车,不待找个地方站稳,机车就缓缓地开动了——然而,列车捡起了它最后的两位乘客。
车门一角,我和妻子蹲在那里,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边拭着眼角与两颊的汗水,半句话也说不得了——(鹿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