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才的遇与不遇——豫东历史文化点线面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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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植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又时时表现出远大的政治抱负。出生于帝王家，文采风流，名满天下，却郁郁不得志，弄得形销骨立，客死他乡。这让后世很多自认为有才华，想拿才华换取些什么却总觉换得亏本的文人们感喟不已，认为自己就是曹植的现实版。于是曹植被象征了，成了“怀才不遇”的经典化身。

　　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早春，魏明帝下诏“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陈寿《三国志·陈思王植传》）于是，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成了曹植生命的最后一处驿站。当年十一月，曹植病死于陈王任上，死后被他的侄子魏明帝曹叡谥号为“思”，所以也叫陈思王。

　　曹植之所以被后人认为占了天下八成的才华（谢灵运的观点），主要还是缘于他的《洛神赋》写得太有才了。曹植仰慕不已的这位美妙绝伦的洛水女神，就是传说中伏羲的女儿宓妃。而曹植最后来到伏羲生前战斗、死后安葬之地的陈国，并索性也死在这里，实在是有点人生设计的嫌疑。而陈国的百姓则是帮助他把设计进行到底。

　　出淮阳老县城，向南走约三四华里，有南北一线排开的四座高大土冢，豫东一带群众称为“思陵冢”，说是曹植的墓，缘于何时已不可考，至少明朝的文献就这样说了。即便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山东东阿鱼山脚下的曹植墓已被考古发现证实了之后，豫东一带的群众（包括不少学者）仍坚持称“思陵冢”就是曹植墓，或退一步认为是曹植衣冠冢，何也？感情上舍不得罢了。古陈国这一带，历史悠久，遗迹众多，数千年间被人们祭祀纪念的名胜，多是与某种文化传承、人文精神有关，比如太昊伏羲陵、老子太清宫、孔子弦歌台、太康高柴庙、扶沟大程书院、苏子读书台等等。而那些凭世袭或分封而权倾一时的王侯们，如周王朝时期26位陈侯，两汉时期16位淮阳王或陈王，却不见留下什么供人们瞻仰或念叨的东西。这固然有多种原因，也与豫东一带重教化、尚礼仪、崇文乐的民风有直接关系。

　　所以陈国百姓觉得结缘曹植这位重量级文化人不容易，既然他这么不客气地死在咱的地界，咱也就顺势把他设计“葬”在这里，留个念想，添些文气。于是也就不顾陈寿《三国志》中“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的明确记载，不顾其子曹志遵父命“返葬于阿”的史实，不顾曹操一生提倡节俭反对厚葬力行薄葬而曹丕曹植恭从不忤的美政，不顾这巍巍土冢的浩大工程只可能是汉代陈国王侯墓葬的合理推断，把大家叫习惯了的“四里冢”谐音改为“思陵冢”，让外乡人听了，很自然地就联想到死在这里的八斗才子曹植。于是，原野之上兀然而立的土冢，便顿然间诗情画意的不可收拾。而稍有历史和训诂常识的人，总会觉得“陵”与“冢”并用的奇怪，在东有汲冢、西有召陵、北有太昊陵、南有华佗冢的环境里，出现这么个“思陵冢”的称谓，着实让人不可理解。就像今天看到一个人名字叫“张三3”，你会觉得要么是有人恶作剧，要么是弄错了。

　　曹植确实有才，但只是文学才华而已，比起他老子曹操在政治、军事、文学诸领域的纵横捭阖、张弛自如，实在差得太远。可他偏偏要怀着经国济世之志，有事没事总嚷嚷着要“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德祖书》），自己却没有建功立业成大事者的严谨自律，任性放荡、不自雕励、处事无信、饮酒不节，所以在曹丕、曹叡父子当政时，“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陈寿《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让曹才子怀才不遇，惆怅绝望，积郁成疾。

　　曹植强烈的不遇感其实是自我认知错位造成的。你所具有的是文才，已经凭《登铜雀台赋》、《洛神赋》等独领一时风骚。即便死后在鱼山脚下睡踏实了，还有几处像“思陵冢”这样张冠李戴的纪念地在拿你展示文艺范儿。尔曹身灭名犹显，不废江河万古流，遇的算是可以了。可你却偏要妄求秦皇汉武的功业，认为摆不到预期的位子上就是不遇了。刘备草鞋编的好，但要谋大刀队长的职位断然争不过关羽，不能凭编鞋之才而谋舞刀之位，得不到就是怀才不遇了，天下哪有这般道理。

　　怀才的遇与不遇要看几点：一是怀什么才求什么遇，别老想着跨界；二是大家认可，行内抬举，已是很好的遇了，不能总期盼权位金钱之遇；三是要有与才华相匹配的品德修养、行为习惯，给所怀之才以合适的施展渠道；四是要有真才华，不能是自我感觉良好，别像赵括给遇出那么大的动静。

　　中国传统文人多患有“怀才不遇”的通病。读过几年书，写过几首诗，制过几篇策论，便自命不凡起来，每每摆出“放眼四顾，安邦治国，舍我其谁”的姿态。其实若从应有的纯粹和格调来衡量，中国文人顶峰于屈原，终结于司马迁，此后已是踪迹难觅。后来的所谓文人都在试图拿才华换点什么，换不来抱屈，换少了喊亏，功名利禄不断扭曲着才华的本质，这也是他们总感叹不遇的思想根源。（王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