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叔父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打印 分享到：

    听到叔父去世的消息，我的心猛地一沉。春节前我回开封老家探看叔父，他还是那样爽朗，那样自信，约好今年有时间到我家住上几天，看看农场这几年的巨大变化，可万万没想到，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叔父在我父亲兄妹五人中排行第三，我还有一个大伯、两个姑姑。

　　由于家里贫穷，大伯没上过学，父亲上个初小，叔父在弟兄三人中算是学历最高的，也仅是高小毕业。好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用人，父亲和叔父都参加了工作。农家子弟，没有任何背景，起点又低，叔父参加工作后完全是靠个人刻苦自学、积极肯干才受到组织的重用，先入党，后提干，并逐步走上领导岗位。他任过乡镇人武部长、副乡长、副书记、乡管委会主任等职。1994年退休后他还是整天手不释卷，有时写写毛笔字，并一直保持着关心时事的习惯，坚持每晚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三年前回老家探看叔父，饭桌上他说：“国有农场的危房改造已列入国家计划，昨天晚上电视里讲的。”其政治敏锐性不减当年。饭后，他指着门上的对联说：“我自己写的，看看咋样。”语气中不乏自豪之情。我忙说：“不错，不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赞叹，因为确实比我这个所谓的“市级书法家协会会员”写得要好。

　　叔父原则性强，不怕得罪人，这在家乡是出了名的。当乡干部时他经常下村驻队，由于工作中敢于碰硬，自然得罪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一些亲戚。有人就骂他“六亲不认”。当有人把信儿捎给他时，他眼一瞪，“他能咋着我”，工作中还是一如既往。“文革”期间，叔父旗帜鲜明地制止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结果被造反派污之为“刽子手”，后遭到多次批斗，但重新工作后仍是敢说敢讲，性格一点儿不变。记得1973年奶奶去世，当商议如何办丧事时，叔父坚持简办，结果遭到部分亲属的强烈反对，但叔父毫不退让，说：“我是党员干部，组织上有规矩，必须按规矩办。”三十多年过去啦，叔父当年的慷慨陈词我还是记忆犹新。

　　叔父有“刚”的一面，也有“柔”的一面。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每年假期都要回老家住上一段，而每一次，叔父都要把我带到他工作的镇上玩儿两天，借大量的连环画让我翻看。每次从老家返回，叔父总是将我送上客车，待客车开动之后他才离开。退休后叔父回老家和儿子住在一起，他主动承担起辅导孙女学习的任务，经常过问，其耐心细致，远超过当年对儿子学业上的关心，也许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弥补当年在外工作顾不上过问儿子学习的愧疚。两个孙女也很争气，一个在读研究生，一个本科毕业，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逢年过节，我们回老家探亲，叔父不顾年老体衰，经常是早早地到村头等着。而每次离别，叔父又总是依依不舍地将我们送上车。

　　“以后回家再也没人接送你啦。”听着母亲的叹息，想起堂弟在叔父葬礼上的泣不成声，我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

　　叔父，你走啦，你的侄儿永远想念你，你积极工作、刻苦学习、坚持原则、重视亲情的优良品德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翟国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