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陵修风与修心——豫东历史文化点线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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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辞海》解释为帝王的坟墓。《水经注·渭水》中称：“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可见陵的原意就是对于坟墓的最高规格的专用称谓。

　　按照这一解释，位于淮阳县城北古蔡河之阳的太昊陵，无论是就其主人的生活年代论，还是功绩地位论，都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陵”。

　　因为要祭祀，要彰显墓主人的功德，要教化社会，所以要有仪式和场所，慢慢地坟墓前的享配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就建成了庙。古时的宗庙都有陵和庙两部分，前面是庙，后面是陵，合称“陵庙”，或简称“陵”或“庙”。今天的太昊陵就是一处占地八百多亩的宏大建筑群，殿宇巍巍，柏木森森，人潮涌动，香火旺盛。无论是从建筑格局气象论，还是从文化民俗影响论，也都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陵”。

　　如同罗马不是一天修建成的，太昊陵也不是一天修建成的。

　　今天很多研究者都沿袭了太昊陵“春秋时有陵，汉以前有祠”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

　　周王朝兴礼制，提倡礼治天下，虽然到了春秋时已渐显礼崩乐坏之势，但陈国处于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汇之地，将天神之祭与人神之祭相融合，为伏羲氏建起陵墓以享牺牲，却也合俗合情。秦时始兴在陵墓前建寝庙，汉代沿袭了这一模式并发扬光大。尤其是“独尊儒术”之后，礼制复兴。西汉元帝、成帝时，国家出钱修建的各类祠庙就达八百多所。开一代史风与文风的司马迁，按照于史有据、于物有证的逻辑让《史记》开篇于黄帝，但他又实在割舍不下“三皇之首”的伏羲氏，借助于《太史公自序》讲出：“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这说明汉代时伏羲氏的传说影响很大，人们透过这些传说，把追寻文明源头的目光聚焦于伏羲氏。大汉王朝八百多个音符的祠庙交响曲，伏羲祠必定是其中的华彩乐章。

　　其后千余年，太昊陵沧桑几何已没有明确记载，但从零零星星诸如唐太宗颁诏“禁民刍牧”、周世宗“禁民樵采耕犁”等史料中，还可琢磨出太昊陵如何的衰容新妆、花事更迭。

　　宋朝初立，马上得天下的太祖赵匡胤面对山河与民风一片凋敝不堪的社会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文治天下的举措，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修葺一些广有影响却因“兵兴以来，日不暇给，有司废职”而几近颓废的陵庙。太昊陵首当其冲在赵匡胤亲自撰写的《修陵奉祀诏》中被提了出来。其后的宋真宗赵恒更是四次下诏重修或扩建太昊陵，这位皇二代的文化水平已非其父辈可比，也更清楚文治天下的关键点是什么。

　　明太祖朱元璋可算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朴素的一位皇帝，或是为了掩饰这种朴素带给他的难堪，或是为了接续元统治期间几近割断的中原文化，或是为了重振伦理纲常，朱元璋即位不久，就连颁数道诏书，重建太昊陵庙，规范祭祀形式，扩大祭祀影响，直接推动了太昊陵走向历史上的规模极致。

　　到这里可以看出，之前太昊陵历次整修的倡导发起者都是天下一人的皇帝，修与祭都是形成全国影响的，都是有强烈的价值追求和社会意义在里面的。修陵是手段，倡行教化引领风尚才是目的。修陵之旨原在修风，唯其礼义通行世风敦朴天下归心方能江山永固。皇帝的如意算盘确是很精明的。

　　但自此以后，修陵的路数却转了弯。明清两代，太昊陵也历经数十次维修，不知何故，皇帝不再出面了，组织修缮工作的都是主政陈州的官吏或地方名流。这些官吏或名流要么是学而优则仕者，要么是学而优则名者，他们对于修陵不仅积极主动（往往是看到有瓦檐脱落、彩绘暗淡，或有鸦雀栖迟、狐狸出没，即长叹愧对人祖，马上提议修陵），而且极富奉献精神（为官者首先捐出薪俸，名流们纷纷亮出家底），何以这般有姿态？明人立碑志事，一语道破初衷：非为求佑圣贤，但得心安神宁。

　　修陵背后，是这群读书人的修心。在遵循儒家经义，追求精神充实人格完善而未必能时时如愿的情况下，以为古代圣人修陵来获得心灵的另一种满足和慰藉，虽然有点苦涩有点生硬，却是真实的。

　　无论是皇帝诏令还是官吏倡议，无论最初的动机目的是什么，修陵都不免有点形象工程的意思在里面，显示尊圣贤重教化，显示国运昌天下治，但绝没有商业目的门票意识，没有游购娱吃住行的通盘考虑，对圣贤神灵的敬畏决定了修陵者们的态度始终是虔诚认真的。这也让今天致力于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各路英雄们纷纷气短，因为要把“陵”修在人们的心中，就要有钱有势、有勇有谋、有学有识、有敬有畏，这八“有”缺一不可，而我们往往缺了点什么。

　　所以就希望今天一切历史文化项目的修建者们，都能够准确掌握时代的价值判断标准，既充分兼顾起社会责任的修风，又秉承着人格节操的修心，把这些项目的历史感和文化味很好地呈现出来，别辜负了关注者的那份期待。(王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