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风》的失忆——豫东历史文化点线面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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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件历史文化产品，都包含着丰富的既有共性意义又有个性特质的内在信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创作者个人感情的，等等。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穿越千年尘雾，寻找那原点的真实，这也是每件历史文化产品自身的记忆。如创造粗粝生活的美是仰韶彩陶的记忆，以箭垛对峙胡马是燕赵长城的记忆，哀民生之多艰将上下而求索是《离骚》的记忆……

　　兴观群怨思无邪是《诗经》的记忆，是《诗经·国风》的记忆，也是《国风》中占有重要分量的《陈风》十首的记忆。

　　遗憾的是，《陈风》问世不过200余年，整个记忆就混乱了。它自身承载的内在信息，被各种目的和水准的学者政客们拿来反复研究、提炼、对比、修正，渐渐地，那种与生俱来的自然、质朴、清新的诗味被注解得了无痕迹，取而代之的是篇篇皆为美刺说。或是刺陈国民风不淳，或是讽陈国巫术盛行，或是骂陈国国君不正。其中尤以立论早、权威性强的汉《毛诗序》一针指南，声势咄咄，竟为后世《诗经》研究者奉为圭臬。

　　在《毛诗序》眼中，深情起舞的《宛丘》为“刺幽公也”，郊原踏青的《东门之枌》为“疾乱也”，隐者长歌的《衡门》为“诱僖公也”，相约黄昏的《东门之杨》为“刺时也”，渴望信任的《防有鹊巢》为“忧馋贼也”，月光如水的《月出》为“刺好色也”，驱车乐舞的《株林》为“刺灵公也”。独不见一首“诗言志”，独不见一首“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时代之前既已立论，“诗三百”形成过程中又处处奉行的诗歌创作原则和评判选择标准一概杳无踪影。

　　于是，《陈风》失忆了，它记不得自己是来自东周的原野还是来自汉代的书斋，记不得自己是要咏物抒怀言志还是要逮谁骂谁八面出击，记不得是坚持本来面目的自己更真实还是服从后人评论出的自己更真实。

　　而在“美刺说”的指挥棒之下，汉以后儒生学者、官吏政要们纷纷撰文立著，展开推论考据，深文周纳，代代相沿，不惜回避或者刻意软化种种硬伤，不顾《国风》反映民风民情、率真、质朴、自然、不事雕琢的特色，一味以今律古，穷挖其味外之旨。就连一度也是“美刺”阵营干将的朱熹也憋屈得发了一通颇有见识的牢骚，他在《朱子语类》中痛批《毛诗序》：“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性情，几时尽讥讽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的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做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什么道理？”一代理学宗师，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也几乎到了凡人骂街的悲愤程度。可惜朱子虽圣，在《诗经》研究领域与毛公比，也只能算是个允许其叫的小狗而已，虽然发了声，但影响不大，没有动摇到“美刺说”的主体地位。

　　其实我们今天稍有古典文学素养的人静心读《诗经》，都可以得出和两千多年前孔子一样的感觉和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很强烈，很直观，很明晰，不需要繁琐的推理演绎、条分缕析。那么为什么在距离《诗经》时代更接近、语境更相似的汉代，在一群大儒那里出现了这么生硬的误读呢，显然不应是简单的学术水平问题，不应是单纯的学术观点问题。汉代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构建完备的政治伦理框架体系，不仅新的宗法礼仪制度要服从这一需要，上古那些能够拿来为我所用的坟典书经也都要改造解释的服从这一需要。这些大儒们在自身被工具化的同时，也把《诗经》们拿来工具化了。

　　殊不知，当初那一首首带着浓郁山野草木气息的诗歌，以“献诗”或“采诗”的形式由周王室汇集上来，再经过删削整理，结集颁行天下，就已经是周王室教化万民的工具了。同样是作为工具使用，周王室赋予《诗经》的是教人温柔敦厚、无邪言志，汉王室赋予《诗经》的是教人谨言慎行、循规克己，两相比较，虽各有千秋，但周王室的格局气象似乎要大一些，也更符合《诗经》的原始色彩和味道。

　　再放眼看去，因为需要而刻意，或因为无知而误读，导致历史文化产品面目日渐模糊扭曲的决非《诗经》一家孤例。即以“尊儒”来说，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早已不是夕阳牛车的模样，通篇《论语》怎么也咀嚼不出“三纲五常”的口感，对后世形成强烈约束力和规范性的儒家伦理价值和思想力量，带给孔子的决不是欣欣然，而只能是比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更深重的失望和无奈。

　　历史的记忆哪些是真实的？怎么判断是真实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失忆？宋人王安石在《读史》中谈了自己的观点：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太多的历史文化产品的内在信息被有选择的捕捉，有目的的解读，记忆的真实与清晰也就成了顺我则用逆我则弃的东西。如此说来，这篇文字的题目也应该改为“《陈风》的被失忆”似乎更为准确。(王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