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其经济危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实现独吞中国之野心，乘英美帝国主义自顾不暇和蒋介石忙于“剿共”内战之机，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使中国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1932年1月18日，日本又大举进攻上海，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迫使十九路军于3月1日退出上海。这时西方美、英等帝国主义妄想乘机瓜分中国，指使其在中国设立的天主教堂、福音堂加紧活动，并肆无忌惮地吸收地主恶棍入教，企图麻痹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志，但是觉悟的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教会猖獗活动的罪行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纷纷起来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浪潮席卷全国。沈丘党组织及时抓住国难会议上海日蒋和谈等事件，以槐店五小为中心，发动黎明女校，崇实、乐育等学校师生1000多人，于1932年4月10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砸教堂、驱洋人、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就像一声春雷震醒了沈丘人民。
1935年2月，共青团员白麟阁，孙裕明二同志为了发动青年和群众抗日，根据青年爱好，采取合法形式，在学校组织了蓝球队，绘画组，歌咏队，教师会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一时间，抗日漫画墙报遍及全镇，抗日歌声响彻云霄，群众大为振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实现其梦想，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在侵占东三省后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他们便肆无忌惮地相继向华北、华东、华南、华中侵犯。在华北战场上，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北京、天津、相继失陷，接着日军兵分四路向华北地区进攻。到1938年初，整个华北六省的广大国土几乎被国民党丢光。华东战场上蒋军处处被动。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随后，日军兵分四路直指南京。12月中下旬，南京、杭州等许多城市相继失陷，这时日军再由南京、芜湖、镇江分三路渡江北上，与华北南下日军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路。1938年1月蚌埠失陷。5月19徐州失陷，使日寇深入到华中腹地。在华南战场上，日军于1938年10月在广东大亚湾、大明湾登陆，12月21日广州失陷。继而日军调集南北两战场上的兵力向华中进攻。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6月9日下令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此举给无数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长达十余年的惨重灾难，却丝毫没有挡住日军的进攻。6月5日开封失陷。10月25日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又从武汉逃到重庆。
面对上述形势，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沈丘人民并没有屈服，相反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形成的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初彭雪枫从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带领32名同志到河南确山县竹沟，在那里成立了河南省军事部教育大队，方中铎任大队长。2月方受彭雪枫指示回老家沈丘，并到豫东各县摸清情况，建立抗日队伍。方至槐店应邀给颍滨中学师生作了长达数小时的政治报告，分析了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宣讲了中共抗日主张。受其影响，槐店学校师生，苏堃、庞佚辛，李端、宋积俭，张一等40余人组织了青年业余读书会，大家主动捐献进步书籍杂志，报刊2000余册，办起了“大众图书馆”，并先后订购了延安党的机关报《解放报》武汉的《新华日报》西华地委的《大众报》、《豫东报》和《全民抗战》等报刊杂志，每天借书阅览者络绎不绝，大大激发了我县群众和爱国青年的抗日积极性，对党组织在沈丘的重新恢复发展和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领导的“光明话剧团”由开封经西华、淮阳等县来到沈丘槐店，剧团在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杜达和团长林亮领导下，一方面演唱抗日歌剧教唱抗日歌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一方面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帮助地方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在沈丘先后发展了赵卓如、丁兆一、白麟阁和李端为中共党员。7月光明话剧团离开沈丘，让赵卓如、丁兆一、李端三同志到西华豫东特委接组织关系。从此槐店地下党支部直接受豫东特委领导。
接上关系后，赵卓如留在西华学兵连学习，丁兆一和李端随光明话剧团南下。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后，国民党七区（淮阳）专员刘萼青是老同盟会员，对抗日非常支持，凡是积极抗日的他都任用，与共产党合作得很好。1938年5日豫东特委派孙师贤来沈丘督导抗日工作，在槐店地下党通过统战关系，成立了抗敌工作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建“前锋话剧团”演唱抗日节目，《马伯济》、《放下你的鞭子》、《还我河山》、《保卫家乡》等，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抢占国土、枪杀民众的滔天罪行，有力地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激发了抗日热情。发展党员6人发展抗日民族先锋队员百余人，同时还建立了沈项淮抗日联防指挥部，张震任主任，孙师贤任副主任。（指挥部设在槐店）在联防指挥部的积极领导，组织发动下，1938年夏四五千人参加的抗敌自卫团成立大会在槐店东门外召开，会上选王绍九为团长，赵卓如和张慕云（警察局长）为副团长，白麟阁和丁兆一分别负责宣传和办公室工作。团下设三个支队，集中270多条快枪，380多条土枪和500门土炮，提出了“枪不离人、人不离枪练好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口号，经常举行打耙、军事演习，由于沈丘一直处于偏安状态，日寇一直没进入沈丘，后来这支武装自行解散了。
1938年9月中共沈丘县委在老城正式成立，贾达夫同志任书记，赵卓如任组织部长，白麟阁任宣传部长兼联络部长，1939年中秋节后，宣传部长改为丁兆一同志委员有丁碧岩。
县委成立后，由竹沟彭雪枫部派来抗大学生刘金戈、王勇等同志创办了抗敌人员训练班。第一期招收140名学员，编成一个中队、两个小队、14个学习小组，并筹办救亡室一处，经常展览一些抗日书籍杂志。训练班学习内容主要是《国济形势分析》、《战时经济》、《八一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有关军事知识等，在训练班中发展民先队员40余人，发展党员7人。第一批结束后又于10月初举办了少年团训练班，共收学员1700多人。训练内容主要是讲解国内外形势“抗战必胜”、敌我力量对比，救亡歌曲以及敌后儿童的英雄事迹。通过培训，学员们纷纷组织起来学习小英雄，要求到敌后打游击，打日本，保家乡。这时沈丘各阶层人士都发动起来了，抗日高潮席卷全县。
1939年10月南范营区委利用民先队员范先舟以国民党新七军名义，组织地方武装600余人，拉到黄泛区活动，一方面准备武装夺取政权，一方面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壮大抗日力量。在一次与日寇的战斗中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其余200多人由范先舟同志带领向陕北转移，途中遭国民党截击，范先舟牺牲，部队散失。
1940年春，纸店赵楼村民先队员豆文俊，在党组织和民先队的教育鼓励下为保家卫国、积极组织力量抗日。他弃商从戎，变卖界首商埠的存货和家产筹集枪支，召集友人到日军占领的淮阳以东大片黄泛区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打击日伪。这支游击队后改为鲁豫苏皖边区抗日游击队沙北支队。文俊任该队少校支队长。这支队伍在他带领下很快发展壮大，1942年发展到近千人，该部常与中共魏凤楼部联系，共同联合打击日伪军。在数十次战斗中连战连捷，缴获日伪大量枪支弹药，使豫东、皖北、黄泛区一带的日伪军胆颤心惊，日夜不安。
1943年，沈丘灾情缓和，原在家乡组织的家乡军大部分返回，部队迅速减少到400余人，60多匹战马。1944年冬，日伪军调集2000余人包围了文俊部驻扎地冯塘，决心吃掉这支部队。支队严阵固守，奋起抵抗，当天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日伪军越集越多，数倍于支队，在敌众我寡，固守无援的情况下支队提出了“抗战到底，英勇杀敌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战斗到第二日中午，日军攻城不破 ，调来重炮，攻破北门、冲进城里。文俊脱去上衣，手持双枪，率队反击，日军三次进城，三次被杀退，当坚持到第二天下午2点左右时，因弹尽，敌人蜂拥而入，这时文俊虽三处受伤，仍率队与敌人边肉搏边转移。转移到寨东南角，文俊翻寨墙而下，欲沿壕冰突围，不料冰破落水，未及上岸，中弹殉国。此役虽败，日伪军也伤亡很大，汉奸司令梁士英被击重伤，击毙日伪军300多人。
抗日八年，沈丘从未沦陷，形势比较稳定，但是却成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避风港，他们紧跟蒋介石“防共”“限共”“溶共”，使我县党组织多次转移地址，深入农村，党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了革命功量。1940年春把苏堃、马捷、叶本瑞送到豫皖苏解放区、第二批于4月将赵卓如、丁碧岩、李凌霄、叶世祥，丁国典等同志输送到豫皖苏区，6到7日县委书记贾达夫出现危险，又将贾达夫等一批同志送往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到42年，共向抗日根据地输送干部60余人。
贾达夫从沈丘转移后，被派到宁（陵）柘（城）商（丘）任中心县委书记。在41年由于地下交通员叛变，贾达夫被捕，关押在敌宪兵司令部，敌人软硬兼施，妄图从贾达夫口中得到我党的组织情况，但贾达夫面对敌人的酷刑和美女、高官的诱惑都不失节，并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
抗日烽火燃中州，中华儿女怒气吼。
钢筋铁骨锻炼就，正义岂能怕杀头。
42年7月贾达夫被关押到济南日军宪兵总队，在一次非人的审讯中，竟被日军放狼狗活活咬死。
在抗战时期，沈丘一直是国民党控制区，周围基本都是沦陷区。惟有豫东南、皖西北一带几个县尚未沦陷。因此抗战中期国民党溃军大都集结于此。其中有国民党骑二军霍子禄部、十五集团军何柱国部，三十一集团军汤思伯部，青海的骑兵第八师等等，在这几个尚未沦陷的几个县内，国民党驻军竟达十多个军，几十万军队，不足百里的沙河沿岸驻军。就达六七个军。这些溃军败将，坐吃山空，到处敲诈勒索，闹得民不聊生，加之连年灾害，黄水泛滥，这一时期沈丘人民经济上的痛苦是亘古未有的。
据我室去年在全县调查统计，日军轰炸造成我县伤亡147人，参加抗战伤亡438人，因黄泛死亡人员12913人，流离他乡失踪48312人，经济损失6508950元（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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