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沿用千余年的小学读本即蒙学教材之一的《千字文》，是我国出现的第一部蒙学读本，它比其它蒙学读本问世都要早。如比唐人李翰撰的《蒙求》早240年，比北宋人（佚名）撰的《百家姓》早523年，比南宋人王应麟撰的《三字经》早762年，比清人李毓秀著的《弟子规》早1200年。而被世人称做蒙学第一本的《千字文》的作者就是沈丘籍人周兴嗣。
周兴嗣（469－521），字思纂，《梁书·列传四十三》记载他是“陈郡项人，汉太子太傅堪后也”。陈郡项县在南朝梁（502－557）时就是今天的沈丘县，《辞海》注：“沈丘秦置项县，东魏改秣陵县，隋改项城县”“项城汉置南顿县，明移置项城县，故址在今沈丘县。”说明“项”就是今日之沈丘（今日的项城版图是明初南顿县的区域）。周兴嗣出身名门世家，祖上曾担任过辅导太子的官即西汉太子太傅。他的高祖父周凝任晋征西府参军、宜都太守等职。周兴嗣长成于姑孰（今安徽当涂），十三岁起游学于京师（建康，即今南京）达十余载，博览群学，善文章通传记。一次返乡，途中投宿一客栈，入夜只听有人谓之曰“子才学迈世，初当见识贵臣，卒被知英主。”言终，不测所之，即始终未见夜语人身在何处。
齐隆昌一年（494年）曾任南朝宋宰相的谢朏，为躲避齐朝宫廷争斗，自请外任吴兴太守时，荐周兴嗣于阙下，谢朏赏识周的文采，常在一起谈文论史，后谢朏奉命回朝时，他就举荐周为桂阳郡丞，时太守王嵘赏其文采，对周礼之甚厚。齐中兴二年（501年）雍州刺史萧衍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建立梁朝，称梁武帝，周兴嗣呈上一篇《休平赋》以颂之政德，梁武帝观其文章甚佳大悦，赐金帛美女以奖励，并提拔周兴嗣为安成王国侍郎，直华林省。其年河南王（鲜卑慕容氏，吐谷浑国，因在河之南，故以为号。其地界在张掖之南，陇西之西，西邻于阗，北接高昌。）献儛马，诏兴嗣与待诏沆、张率为赋，梁武帝以兴嗣为工。擢兴嗣为员外散骑侍郎，直文德、寿光省，跟随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预闻要政。
梁武帝勤于政务，善于纳谏，重视人才，节俭清廉。初重儒术，而至暮年乃看破红尘，遁入佛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在位的和尚皇帝。梁武帝还为了佛教事业而献身，每遇佛教寺院需要经费和大的工程开支，他就把自己捐给寺院，大臣们为请回皇帝，只得倾全部国库银两才能赎回皇帝，故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晚年不知纳谏，刚愎自用，重用士族，剥削残酷，镇压起义，造成“侯景之乱”。但其长于文学，精乐律，善书法，常秉烛夜读，亲自撰书。一次他以三桥旧宅建光宅寺，兴嗣与另一位大臣陆倕各自为寺写一篇碑文让其选用，及成俱奏，帝阅后认为周兴嗣写的精美遂选用。后来梁武帝命题让诸臣们写《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等文章，犹以周兴嗣文章甚佳，皇帝辄称善，屡加赐金帛。梁武帝喜书法，但又非常偏爱晋人王羲之的书法，想见到能有王羲之书体的好文章，时王羲之已故去一百多年。梁武帝就突发奇想，命周兴嗣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一千个，组成一篇文章，让其第二天早朝时奏上。兴嗣虽才思敏捷，但要在俯仰之间完成也太难了。一是字数有限制，二是时间有限制，还要顾及文体章法。周兴嗣苦思冥想，苦心孤诣，伏案挑灯，从王羲之的遗书中择拓了一千字进行拼凑连接，采用四言韵语，八字一句，分125段完成，没有重字重义。从远古的混沌初开、日月运行、四季循环开始，叙述江河鱼鸟等自然界生物及景观。从伏羲氏、神农氏的龙师火官、天地人三皇，到仓颉造字，嫘祖制衣，囊括了天地、历史、人事、修身、读书、饮食、居住、农艺、园林以及祭祀等各种社会文化知识，对偶押韵、文法细畅，便于记诵。周兴嗣熬了一夜，最终不负皇命，完成大作。《太平广记》是这样记载的：“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个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帝召兴嗣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赏赐甚厚”。关于周兴嗣为撰千字文一夜须发变白《尚书故实》中也有此说。然而，既要用不同的字，又要从王羲之遗书中选出，还要使之成韵，一夕而就恐难尽信，许是赞扬周兴嗣过人智慧与出众的才华，才有此说。梁武帝观后周兴嗣的千字文章，称其为天下奇人奇才奇文，旋即命人在殿外铸鼎铭，并为周兴嗣写的千字文章命题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铭》，仍以拓取的王羲之书体铸刻鼎上，让文武百官在朝王见驾之前先读诵一遍周兴嗣的这篇千字文章。这篇千字文章被后人称其为《千字文》，并作为蒙馆的启蒙教材流传于世。
天监十二年（513年），周兴嗣升任给事中，掌驶政令之违失，钞发章疏，稽查违误，撰写国史。天监十三年（514年），“兴嗣两手先患风疽，是年又染痢疾，左目盲”，据《南史·列传六十二》记载梁武帝看望兴嗣“抚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以赐之”。即让太医用皇家秘方为兴嗣治疽疾（毒疮），足见梁武帝爱惜人才之情。时新安太守任昉（字彦昇，是兴嗣同朝的文学家，以表、奏、书、启诸体散文擅名），他对兴嗣的才学十分钦佩，常曰：“周兴嗣若无疾，旬日当至御史中丞”。天监十七年（518年），左卫率周舍（字升逸，汝南安城人，先后任尚书祠部郎、后军记室参军、秣陵令、散骑常待、中书侍郎、鸿胪卿、太子左卫率、太子詹事等职），奉勅为注梁武帝所制历代赋，让周兴嗣带病协助完成。普通二年（521年），周兴嗣故于任上。周兴嗣生前除担任皇帝近臣外，还担任过新安郡丞、临川郡丞等职，但他在文学文史方面的建树要大于政治，是梁代的国学家。一生著有《皇帝史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余卷，文集十卷。
周兴嗣的《千字文》在中国教育史上可谓开蒙学课本之先河，也体现出沈丘人在中国教育史曾经做出的贡献。《千字文》是公认为编的好的识字书，成为世界上现存出书最早，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不能不说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全书所选一千个字，都是古书上常用的，多数的句子也都是普通的文言语法结构，很明显是为了适应儿童识字造句教育的需要，尽量避免了生僻字和艰涩难懂的句字，这也是颇不容易的。清代禇人获谓此书“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由于《千字文》的名气很大，一些书法大家也竞相书写。《尚书故实》记载：“右军（王羲之）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除智永所书《千字文》外，留传至今的还有唐怀素、欧阳询、宋微宗赵佶，元赵孟頫，明文徵明，清刘石菴等众多书法名家各种字体的本子。《千字文》不但在中原流传，还出现过满汉文对照本和蒙汉文对照本，还远传日本、朝鲜，日本书商将胡曾的《咏史诗》、李瀚的《蒙求》与周兴嗣的《千字文》合刻在一起，称为《明本排字增广附音释文三注》，成为了日本的识字读本，对世界上能形成今天的汉字文化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千字文》的问世，对后来几种蒙学读本的创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如以《易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蒙求》读本和宋代的《百家姓》读本及清代的《幼学琼林》基本上都沿用了《千字文》的四言对偶韵句的格式。《千字文》是从隋代开始流行的，以后各个朝代又有多种续编和改编本，如唐代高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宋代胡寅的《叙古千文》、侍其玮《续千文》、葛正刚《重续千文》、元代许衡《稽古千文》、明代周履靖的《广易千文》和李登的《正字千文》、清代何桂珍的《训蒙千字文》和龚聪的《续千字文》等。总而言之，周兴嗣是沈丘人的骄傲，是可圈可点、可歌可书的一位国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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